突发！河北大午集团孙大午被抓

11月11日，是全民狂欢购物节。但在今日一早保定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发布重磅消息：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2020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此次被抓，是孙大午“二进宫”，2003年孙大午曾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抓，该案件曾轰动一时，引发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学界、业界精英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声援。

河北大午集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始建于1985年，从养1000只鸡、50头猪创业，经过20多年的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现已成为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等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固定资产20亿元，年产值超过30亿元。

孙大午为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原董事长，现任大午集团监事长。2003年5月29日，孙大午被指向3000多户农民借款达一亿八千多万元，后被政府部门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收押，两位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与总经理孙德华和集团的财务处长也都被扣留。

因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当年孙大午案曾轰动一时，引发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学界、业界精英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声援。一时间，孙大午一案成了一起公共事件，而且社会舆论几乎都站在同情、支持孙大午的立场上。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2003年10月30日，徐水县法院一审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对此，孙大午只说了一句话：我无罪，但我服法。

外界传言“孙大午敢说敢干，总是和徐水当地政府对着来”，也有人说孙大午当年是因言获罪?有人认为,孙大午出事与其和地方政府的僵硬关系有关。但孙大午就是一位相当“特立独行”的民营企业家，或者说是“倔强的农民企业家”。

2019年2月22日晚间，孙大午在其认证新浪微博公开爆料称：大午新大猪场死猪***头，还有近6000头活猪，我们认为是非洲猪瘟，但政府不给确认，明天要捕杀。而在他披露之前，河北尚未报告有非洲猪瘟疫情。

此次“二进宫”，也是孙大午从商多年后再次迎来人生拐点。与上一次不同的是，从警方通报的案由看，此次涉嫌罪名为“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这两个罪名都较为笼统，不知道此次孙大午是否还能全身而退。

倔强的农民企业家

1954年6月，孙大午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五庄村。这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乡村。村里人世世代代靠种田为生，一直与贫穷相伴。

孙大午幼年时家境贫寒，儿时的贫困生活使他印象深刻，为摆脱贫困的动力激发了他的商业头脑。他十三四岁时就开始倒卖自行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可属于“投机倒把”，是很严重的罪名。

1970年，16岁的孙大午初中毕业参军入伍，在山西当了一名工程兵。复员后，孙大午干过当地农业银行的人事股股长等职务。

1985年开始，孙大午的妻子承包了村边的一片地，开始尝试养殖业。三年后，孙大午也正式辞职下海，两夫妻开始了共同创业，逐渐从养殖发展到开饲料厂，后创办大午集团。

到1995年时，大午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五百家大私营企业之一，孙大午也获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后又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的理事长，并一度挂上“河北首富”的头衔。

2000年前后，大午农牧集团已经拥有16个工厂，职工1600多人，最辉煌时年产值过亿。

作为一位相当“特立独行”的民营企业家，或者说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在全国也颇有名气。他曾受邀在北大演讲，就“三农问题”侃侃而谈，为农民鼓与呼，很多专家对他的言论都相当重视。外界传言“孙大午敢说敢干，总是和徐水对着来”，但和外界传言不同的是，面对媒体，无论是正式采访还是私下交谈，他都避谈和政府间的关系问题。

“我自认为自己做事很规范，所以我不会去靠苟苟且且发财，我相信靠自己的良心可以活得很好。”这是孙大午一直坚守的信念。

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孙大午曾因此获罪，案件轰动一时

从1995年开始，孙大午最早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钱，后来扩大到大午集团内部员工及他们的亲友，逐步又扩大到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形成了几千户的借款规模。

2003年开始，长期徘徊于“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之间的大午集团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而性格耿直、地方人脉并不“兴旺”的孙大午也因此锒铛入狱。

2003年5月27日上午，正在主持集团会议的孙大午接到县里一位领导的电话，对方以新任县领导接见为由请孙大午去吃饭。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却是一场“鸿门宴”。到达现场的孙大午立刻被有关部门控制并羁押。轰动一时的“孙大午案”由此案发。

随后，徐水县公安部门赶到大午集团将孙大午的二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以及副总经理田士宏等多位高管带走；正在外地考察的大午集团总经理孙二午以及副总经理刘平闻讯后在赶往公安局的途中也被警察带走。

孙大午被捕，民间的说法是：“集资”出了问题。而徐水县有关部门是这样定性“孙大午案”的：1993年以来，大午集团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即国务院247号令）的有关规定，公开向内部及周边村镇群众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现已初步查明，大午集团自1995年7月1日以来，累计吸收公众存款***·7万元。

孙大午案进入人们视野之后，因其种种的与众不同之处，迅速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学界、业界精英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声援。一时间，孙大午一案成了一起公共事件，而且社会舆论几乎都站在同情、支持孙大午的立场上。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亲自致信鼓励孙大午要“渡过难关”。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专门就孙案发表评论，认为孙的行为“既符合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社会的标准，又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的追求，与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也高度契合，但他却违了法，犯了罪，这实在是尴尬之极。”

众多经济学家、企业家、法学家等业界人士纷纷为孙大午鸣冤叫屈，海内外媒体均大幅报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民企融资困境的大讨论。

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2003年10月30日，徐水县法院一审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这一结果也是很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判决结果，凭此判决，孙大午终于重获自由。这也算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原定“从严从重从速”的孙大午案，戏剧性地演变为“从宽从轻再从缓”。

对此，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无罪，但我服法。